人物簡介:傅志寰,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俄羅斯交通科學院院士。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、歐美同學會副會長,中國節能協會理事長。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、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
導語:他仿佛一棵蒼遒的老樹,根植于中華大地。 

出生在舊社會、成長于紅旗下,他將一生都慷慨無私奉獻給了新中國的建國偉業,見證并親歷了建國七十年的叱咤風云。建國前,他飽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,如無根的浮萍痛失家園;建國后,他在共產黨和祖國母親的哺育下,出國讀書深造成長為新中國的棟梁之才。

傅志寰與復興號

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海歸——兩段刻骨銘心的留學經歷,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上的大學,80年代去聯邦德國進修。可以說,這兩段海外留學經歷給了他深深的烙印,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他不同于常人的視野和格局,成為新中國歷任鐵道部部長中少有的“書生部長”。

“水有源、樹有根”。他出生于哈爾濱三棵樹地區,小名樹生,老年在微信上自稱“老樹”。他喜歡樹,也喜歡“水有源、樹有根”這句樸素的民間諺語,并用一生來踐行中國傳統士大夫最正宗的“家國情懷”。如今,傅志寰這棵老樹的根須深深扎在祖國的沃土中,有著旺盛的生命力。

他就是原鐵道部部長、歐美同學會副會長、中國工程院院士傅志寰老學長。

飲水思源,根系祖國榮辱

傅志寰出生于偽滿時期東北的鐵路工人家庭,自幼家境貧寒。“水有源、樹有根”,這是他最鐘愛的一句諺語,正因飽受痛失家園的苦楚,才對“家國情懷”有著深刻的體悟。

“我的成長經歷跟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。”面對《留學生》雜志的采訪,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打開了記憶的話匣子。

“我是哈爾濱人,小時候在日偽統治下,誤以為自己是滿洲國人,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。一上學學的是日語,日本人陰謀把滿洲變成國土的一部分,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本沒有國,也沒有家。這是我從小到大印象非常深的事。”

“東北那時候大米給日本人給關東兵吃,老百姓吃什么呢?吃高粱米,苞米面,連白面也吃不到。”傅志寰說,“共產黨來了,我們才能吃上飽飯”。

一個工人的兒子能上大學,是當時想都不敢想的事。“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,若在解放前,別說留學了,既使上大學也是異想天開。”傅志寰說,“是共產黨培養了我,讓我有機會讀書并出國深造,一步步成長、成熟。”

所以,他有發自內心的報恩思想。“出國留學,我想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,一定要好好學習,將來報效黨和國家”。大學畢業后,傅志寰被分到剛成立不久的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工作。在株洲所的23年,他和伙伴們滿懷激情地奉獻著青春,為研制“韶山”型電力機車付出了許多心血。45歲那年,被調離株洲所,先后擔任過鐵道部科技局、哈爾濱鐵路局和鐵道部的領導職務。長達40多年的鐵路生涯,鐵路迅速發展、運輸扭虧為盈、提速接連成功、高鐵實現突破、改革不斷深化、職工生活水平逐年提高,他有發自內心的欣慰。65歲時,離開鐵路系統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工作,他感到天外有天、峰外有峰。5年下來,在經濟立法和經濟監督工作方面取得豐碩成果。70歲后,從人大財經委退下來,在歐美同學會和中國節能協會從事公益活動。“回首往昔,這一路走來,雖說平淡無奇,卻也不乏奮斗的酸甜苦辣和別樣情懷。”傅志寰的經歷堪稱他那一代人的縮影。

“我們老一代人家國情懷是很深厚的,”對于傅志寰來說,個人命運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、休戚與共。經歷了建國70年的滄桑風云,他仿佛一棵老樹,根系著祖國的榮辱和人民的福祉。可以說,他將一生奉獻給了新中國的建國偉業。

憶青蔥留蘇歲月,銘志苦學報國

“我父親是火車司機,我從小在鐵路邊長大,對火車有著別樣的感情,決定這輩子子承父業也搞鐵路。”傅志寰說。

新中國成立后,百廢待興,需要大量的人才。在西方對我國實行封鎖的情況下,國家從1951年開始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遣留學生。1955年,傅志寰高中畢業,有幸成為留蘇生候選人。

一封來自北京俄語學院的信寄到了傅志寰手里,他被錄取為留蘇預備生的消息讓全家興奮不已。母親當時正準備午飯,激動之余她的手不小心被刀劃破了。這個細節始終在他心里揮之不去,既使是在母親過世后,已成為永恒的記憶。

那年8月底,傅志寰懷揣著錄取通知書,乘火車到北京報道。歷經40多個小時輾轉,第一次來到首都。在前門車站下車后,叫了一輛三輪車走了近兩個小時,才終于找到位于西郊萬壽寺附近的俄語學院。年少的傅志寰對即將開始的新生活充滿了無限憧憬。

進入北京俄語學院后,傅志寰開始了一年的俄語學習為留學做準備。當時他17歲,是班里年齡最小的一個。學院每周放兩場電影,以蘇聯故事片居多,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中的保爾-柯察金是他心中的偶像,蘇聯是那個年代年輕人的向往之地,去蘇聯留學成為青年人的夢想。

對于到蘇聯學什么專業,傅志寰從未有過猶豫,填報了蒸汽機車制造專業,原因很簡單,他熱愛火車。父親是開火車的,作為兒子應該更上一層樓——造火車。

但學校領導跟他說,蒸汽機車專業在蘇聯大學已被淘汰,建議他學習技術先進的電力機車。之后,他被派往莫斯科鐵道學院學習,從此與鐵路結下不解之緣。

“那時去蘇聯學習都要乘坐火車,我們乘坐的是為中國留學生開的專列。”傅志寰回憶說。整整一個星期,列車往莫斯科奔馳著。欣賞著窗外迷人的風光,廣袤的田野、深邃的密林、寬闊的河流、炊煙裊裊的俄羅斯小木屋……這些電影里的美景讓傅志寰十分愜意,聯想到自己即將開始學習的電力機車正牽引著列車飛馳,心中頓時升騰起無限神往。列車只要一停站,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車頭前,想把這個中國還不曾有過的神奇家伙看個究竟,甚至萌生親手觸摸的沖動。

莫斯科鐵道學院建立于1900年,是一所享負盛名的老校。傅志寰和兩個來自俄羅斯、一個來自烏克蘭的同學分在一間宿舍里。全班30名同學,除了三個中國學生其余的來自蘇聯各加盟共和國,同學之間非常友好融洽。

中國學生的勤奮好學是出了名的,每天不到凌晨一點沒有人上床休息。傅志寰成績優秀,多數考試都是全5分,照片經常上系里的光榮榜。

問及學習的動力,答案印在每個中國留學生的心底,那就是祖國的期望。那時盡管國家還困難,但國家為了保證留學生的學習,大學生每月發500盧布,研究生每月發700盧布。用這些錢在國內可以養活六七個家庭,“如果我們不好好學習,對得起誰呢?”傅志寰說。家庭的熏陶使他養成了節儉的習慣,到蘇聯的第一年給自己買了塊“莫斯科”牌手表一戴就是20多年。

中國人含蓄內斂,與俄羅斯人奔放直率的性格形成鮮明對比。留學期間,傅志寰與一些蘇聯同學建立了深厚友誼。班里有個叫卓婭的女同學,起初傅志寰聽不懂老師的授課,是她首先伸出援手主動借課堂筆記,幫他度過了學習中最困難的時期。老師中對他影響至深、也最難忘的是指導畢業設計的查哈爾欽科教授,在他的鼓勵下,傅志寰最終確定了畢業設計選題《中國型交流電力機車》。

1957年是傅志寰人生中最為難忘的一年。那年11月,毛澤東主席率中國代表團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。在莫斯科大學,毛主席接見了留學生們,全場雷動,高呼“毛主席萬歲!”傅志寰記得最清楚的是那句——“世界是你們的,也是我們的,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,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,正在興旺時期,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,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。”毛主席的講話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為祖國奉獻自己的青春,也影響了傅志寰的一生。

五十年后,2007年夏,傅志寰去莫斯科開會,正值毛主席接見中國留學生50周年。他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,何不再返莫斯科大學重溫毛主席當年接見我們時的感覺呢?令他倍感意外地是大禮堂的一切都沒變,連舞臺的背景畫,也依然是紅旗、鐮刀、斧頭。站在當年聆聽毛主席講話駐足的地方,幾十年前的一幕幕頓時又浮現在傅志寰眼前。

 激情燃燒的“株洲歲月”

1961年7月,傅志寰拿到畢業證書后就啟程回國了。臨別時,幾個蘇聯同學趕到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火車站送行,彼此依依不舍。想到中蘇兩國關系日漸緊張,再見恐遙遙無期。

回到北京,歸國留學生們仍集中在出國前曾學習的地方—北京俄語學院。“當時國家正處于‘三年困難時期’,糧食供應緊張,但學校還是想法設法確保讓我們吃飽。”

畢業分配前,傅志寰在申請表上只寫了一句“堅決服從國家分配,愿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。”這也是大多數留蘇同學的心聲。

“當年從莫斯科鐵道學院畢業的,除了我,還有袁維慈、殷琴芳、楊超、黃福倚、張祖榮、張圣琴、陳佩賢、何洪濤、張伯如、龔德生總共11人,大家都表示服從分配。”傅志寰接到去鐵道部報道的通知,“組織希望你去株洲電力研究所工作”。他回答,“沒有意見”。

1961年11月,傅志寰剛到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時,韶山1型電力機車還處于攻關階段。年輕人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,苦戰七八年,當時開發的某些技術已超過蘇聯。韶山1型、韶山2型、韶山3型機車……被成功地研制出來了。1984年傅志寰離開時,韶山型系列電力機車品牌已成功打響了。

株洲所度過的23個春秋,那段彌足珍貴的過往時常縈繞在傅志寰的腦海,甚至比思鄉更濃的眷戀之情。在最美好的青春歲月,在那片土地上揮灑著激情和汗水,他曾在那里從事著所鐘愛的電力機車事業。

“想想看,天上飛的是外國造的空客、波音飛機,地上跑的是奧迪、桑塔納等國外品牌的汽車,但是在我們的鐵道上,奔馳的是中華牌,是用我們的心血創造出來的韶山型機車。我們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報,這個回報不是對個人的,而是對祖國、對中華民族的回報。”傅志寰說,“就這一點,我們無怨無悔”。

1978年,鐵道部組團去聯邦德國和瑞典考察電力機車,聯邦德國火車快速、舒適和先進的機車制造技術給傅志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也親身體驗到了時速200公里火車的競爭威力,為我以后提出的關于中國鐵路提速的建議埋下了“種子”。1981年,已是副所長的他與株洲電力機車廠工程師程隆華、桂林芳被派往聯邦德國學習電力機車設計。那年他已經43歲,出國進修是難得的機會,一年多的學習令他受益匪淺。

后來,傅志寰任鐵道部部長時,就借鑒聯邦德國的一些做法。“70年代,我國從聯邦德國進口內燃機車,幾十年后一部分高速動車組也購自德國,上海磁懸浮技術也從那里引進。德國人有‘工匠精神’,產品做工講究。”

“水有源,樹有根”。為什么這幾年中國高鐵能取得如此輝煌成就?根在哪里?

經過反復思考,傅志寰覺得,包括中國標準動車組(復興號)在內的中國高鐵這棵大樹的根不在外國,而在我們中國。僅就高速動車組而言,在大規模引進之前,我們已經有自己完整的機車車輛工業體系,有試制中華之星等高速列車的經驗,有許多世界一流的試驗設施,尤其是培養了一批有創新能力的人才。也就是說,引進的作用無非是將外國好的設計(理念結構)、好的工藝嫁接在中國這棵樹上,其實根還在中國。

“書生部長”心系鐵路改革

1989年,傅志寰到哈爾濱鐵路局擔任局長。1990年,被任命為鐵道部副部長,這個崗位上干了7個春秋。1997年7月,擔任鐵道部黨組書記。1998年3月,傅志寰被全國人大任命為鐵道部部長。

1997年12月,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視察京九鐵路,傅志寰陪同前往。朱總理對他說:“鐵道部要當好交通運輸戰線扭虧的突破口”,他牢記朱總理的囑托,決心跑好自己接下的這一棒。

傅志寰自謙地認為,自己是個資歷不深、非鐵路運輸專業出身的部長,缺乏基層站段鍛煉且霸氣不足,一個出國留學的“書生”要駕馭號稱有300萬職工的鐵路大軍,談何容易?

傅志寰對《留學生》說,“當部長其實我沒有思想準備,中央決定了我就好好干吧。鐵道部是半軍事化行業,前幾任部長不都是將軍就是干運輸出身的‘老資格’,而我是個搞科研出身的一介書生。別人覺得奇怪,又不是將軍又不是從運輸體系上來的,這個舵傅志寰能掌好嗎?將軍是說一不二,比較霸氣的,而書生嘛,我是比較理性比較和氣的。辦任何企業都需要科學管理,而科學管理需要的恰恰是理性。”

1998年初,傅志寰做出三年扭虧的鄭重承諾。他深感壓力在肩,沒有退路,必須破釜沉舟背水一戰。

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實現了運輸扭虧,其后又實行了新一輪的資產經營責任制,這突破了長期大鍋飯分配體制,激發了企業增運增收的動力。

任職鐵道部5年間,他如履薄冰、兢兢業業,新中國鐵路事業取得了歷史性發展——建設規模空前,運輸生產扭虧為盈,鐵路改革不斷深化,安全基本穩定,大面積提速成功,我國第一條高速鐵路(秦沈客運專線)基本建成,鐵路形象有明顯改善。

2002年底,傅志寰離開鐵路前一年,中國鐵路營業里程位居世界第三,僅次于美國、俄羅斯,超過了印度。完成的運量為世界第二,運輸效率達世界第一。

“我在鐵路改革上花了不少心血,冒過不少風險”,傅志寰總結說,“細數這些年呢,我干了幾件事,有成功,也有失敗。一是建了幾條鐵路,二是推進鐵路改革,三是推動技術進步。我搞了一些基礎性的改革比如網運分離的改革,大提速也是從我這兒搞起來的。但大的改革方案,比如鐵路如何市場化,我的一些改革方案沒得到落實。”

“不過大家對我的政績還是認可的”,傅志寰給自己的政績打七十分,但他最后把成績歸功于幾百萬鐵路職工,“他們像兩條鋼軌,以無言的奉獻為運輸鋪就了坦途,他們像火車頭,不斷沖破各種束縛勇往直前。”

老驥伏櫪,情暖夕陽紅

2003年3月,傅志寰到全國人大財經委任職。五年期間,財經委員會共審議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1069件,占全國人大全部議案總數的三分之一,數量也是歷屆最多的。傅志寰主持修訂了“中華人民共和國節能法”,對全國節能減排起到重要推動作用。

2003年,傅志寰被推舉為歐美同學會理事會常務副會長,2008年當上黨組副書記和副會長。“歐美同學會為我的生活打開了一扇嶄新的窗戶”,退休后的傅志寰說,六十年前那時候能在北京吃頓地道的西餐,堪稱是件美事,“歐美同學會的西餐在解放初期在北京是很有名的,做的最好。”

南河沿111號,翠綠的松柏和朱紅的門廊輝映,金黃的琉璃瓦和飛翹的屋檐,這個四合院流露著溫馨洋溢著生機,是大家喜愛的相聚場所。多年來,歐美同學會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熱愛祖國的精英,團結凝聚海內外廣大留學人員,為中華民族振興而奔波。

“我先后在蘇聯和聯邦德國學習過,對海歸們有特殊的情結和愛好,從株洲調到北京后,時常與昔日同學相聚暢敘國外學習的往事和友情,苦于沒有固定地點,盼望有一個可以交流聯誼互動表達心聲的溫馨之地,后來我得知,歐美同學會就是這樣一個地方。”

“初衷是有個家,有家的味道,有家的溫暖。”他說,以前經常在這里組織跳舞,合唱團每個禮拜都來排練。這位留蘇老學長曾興致勃勃地加入歡笑的隊伍里,還情不自禁地唱起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歌曲。“應該辦的紅紅火火熱熱鬧鬧的,辦的讓留學人員敬而遠之就不好了”。

“為了辦好家,我想做到幾點,一是以旗幟感召人,二是以情結凝聚人,三是以活動吸引人,四是以服務溫暖人,以表彰調動人。”作為歐美同學會主持工作的副會長,他為辦好“留學人員之家”做了不少事。

作為祖國曾經的建設者和一個時代的見證人,他拒絕外界給自己貼上“活化石”的標簽。“活化石有點另類的重點保護對象的意思,特指瀕危的動植物,我不認為我是瀕危的,我還可以干點事”,傅志寰說。

“我們一家祖孫三代都有留學的,外孫是赴美留學的。但三代人的留學觀不盡相同。”他對《留學生》記者道出自己的苦衷,“第二代、第三代留學的,跟我們老一代留學的不一樣。比如說,他們沒有老一代那么強烈的報恩思想,主要是基于實現個人價值和施展抱負。”

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,“當然這個也沒錯,但我覺得個人價值必須放到一個大的框架里去實現,要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的這個大框架下添磚加瓦,如果跟這個大框架不契合,我們老一代人是不贊成的。”

祖孫三代人成長的歷程和大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,價值觀分歧情有可原,但傅志寰倔強地堅持那句“水有源、樹有根”的座右銘,“家國情懷就是要把國家放在第一位。”談到這里,這位善良質樸的老人的眼角悄悄濕潤了。

“國家需要我們做什么,我們就做什么。”傅志寰說,“現在回想起來,我們留蘇的這批人經過了嚴格的選拔,政治素質高、學習基礎扎實,是當時國家人才培養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就整體來講,我國的兩院院士中留蘇的有200多人,部長及省部級官員200多人。同我一起從蘇聯畢業的同學有的留在了北京,我則到了條件比較艱苦的湖南株洲,但是我認為這一步走對了。艱苦的條件鍛煉人,沒有這些艱苦的條件,我可能也沒有后來的機會。”

尾記

撫今追昔,傅志寰這代人生于舊社會,長在紅旗下,對黨始終心懷感恩之情。親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洗禮,經受時代大潮的磨煉,為祖國現代化事業奉獻了人生最有活力的時光,“雖然苦了點,累了點,但無怨無悔。”

傅志寰說,“我們這些人老了,已力不從心。但我還想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,那就是把自己的經歷、體驗、感悟乃至遺憾書寫出來,希望對年輕人有所啟迪和幫助。”

而今,祖國生機盎然屹立于世界強族之林,炎黃子孫為此感到自豪,更宏偉的事業還在前頭,任重道遠。